中国现代建筑的研究者、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邹德侬出版了《中国现代建筑二十讲》，其中专述了“北京十大建筑”，该书有益于让社会理解建筑，让建筑审美惠及公众。

　　今年是新中国诞辰66周年，如同中国近代建筑是国际现代运动的一部分一样，我们省思“北京十大建筑”也要用历史的、系统的、发展的观念，不如此梳理、记忆、研究就难以全面、客观。

北京十大建筑”不仅是荣誉记忆，更是标志性文化事件

　　“北京十大建筑”可以说是政治的产物。已故的著名建筑大师张镈先生（1911年~1999年）曾回忆：当时中国的“大跃进”之风已鼓动起来，而中苏关系趋于恶化，赫鲁晓夫正大肆攻击中国，所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会议时强调要建几项经典工程，向世界展示中国的新面貌及实力。1959年9月，人民大会堂、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、中国军事博物馆、北京火车站、北京工人体育场、全国农业展览馆、迎宾馆、民族文化宫、民族饭店、华侨大厦（1959年10月完工，1988年已炸毁）共10座建筑全部完工。1959年9月25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发表社论盛赞这些建筑“是我国建筑史上的创举”。

　　尽管上世纪50年代的“北京十大建筑”不一定代表建筑师的创作意志，但其意义在于：这是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；建筑中的集体创作注定了建筑作品的折衷性而不具先锋性；在当时即出现了多样化的创作手法是极其可贵的；在新技术上暗含国际潮流，进行了诸多以新结构为切入点的中国建筑新探索。

　　上世纪80年代“北京十大建筑”是1980年1月1日~1987年12月31日间竣工的作品。当时正值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十年，设计、建设奉行“适用、经济、美观”方针。当时入选“北京十大建筑”的作品涉及文化、交通、旅游、园林、艺术、历史等功能建筑，既有现代的，也有民族的，既有中国建筑师设计的，也有外国建筑师的作品。

　　上世纪80年代“北京十大建筑”的评选通过专家评议，最终由广大市民直接投票选举产生，这些建筑留给建筑师的思考是：建筑创作如何保持多元化的格局；建筑创作如何吸收外来文化，运用好先进的科学技术；对与城市形象和公众关系密切相关的建设项目，如何更多地听取公众意见，避免永久性遗憾。

　　上世纪90年代“北京十大建筑”于2001年5月15日正式揭晓，这是又一次对北京城市建设发展成就的大检阅，充分反映了专家和公众的心声，体现了公众关心建筑及建筑在城市中的重要性。

　　21世纪初，伴随着“新北京、新奥运”的口号，北京的建筑新地标不断涌现。虽然对此有很多不同意见，但这批建筑确实是可以写入北京城市发展史的重要建筑，而且是足以令国人为之自豪、令世界为之瞩目的世界级建筑作品。首都机场3号航站楼、国家体育场、国家大剧院、北京南站、国家游泳中心、首都博物馆、北京电视中心、国家图书馆（二期）、北京新保利大厦、国家体育馆荣获“北京当代十大建筑”称号。

　　自此，四届“北京十大建筑”评选在强化北京城市建设影响力的同时，使北京成为一座“世界当代建筑博物馆”。

北京十大建筑”是标尺，要经得住时间的考验与再评价

　　对中国乃至世界而言，获得“北京十大建筑”称号的项目无疑是北京的清晰地标。

　　美国是个年轻的国度，但对建筑的保护有着特别的“地标特色”，其五个分类是：室内地标、风景地标、地标、地标基址、历史地标。对建筑地标的保护与传承，纽约走在美国城市的前列，如1965年率先出台《城市地标法》，其目的是对代表或反映城市文化、社会、经济、政治和建筑的历史改建区、景观外貌和区域，实施保护、完善和永久保存。保护体现在改建区、景观外貌和区域等城市的历史遗产、美学遗产和文化遗产。1981年，纽约市地标保护委员会宣布帝国大厦为地标建筑；1986年，帝国大厦被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定为历史地标，授予纪念牌匾；2007年，帝国大厦在美国建筑师学会评选的“美国人最喜欢的建筑”中排名第一。由此可见，地标是生活也是记忆。

　　人类学家艾戈·科皮托夫（Igor Kopytoff）认为，地标是潜在的“说书人”，承载着传说和故事。

　　“北京十大建筑”成为某种文化内涵的符号，其真实定格着城市文化，成为鲜活的当代京城文化载体。“北京十大建筑”不仅代表变革精神，更是不同时代中材料与功能化的产物。

　　北京南站，这个在北京奥运会期间以新颖外形吸引住公众眼球，且以少有的高速铁路客运站“代言人”面目出现的建筑，获得第四届“北京十大建筑”的第四名。

　　北京南站虽然具备获选“北京十大建筑”的硬件条件，如2000年～2008年竣工投入使用的建筑；建筑规模在5万平方米以上，且充分体现绿色、科技、人文三大理念；已获北京市长城杯和国家级质量奖的项目优先入选等。但其地下疏散空间设计缺陷突出，几乎让乘客感受不到有新风及空调系统，毫无舒适感可言。4月中旬～10月上旬，地下空间空气污浊、局部小气候质量极差，6月～8月，此处闷热难忍。

　　2003年，北京“非典”带给建筑界最大的教训是如何创造可流通空气的环境，不论条件多么局限，也要将自然通风与机械通风的空间设计好。创造有新技术保障的“会呼吸的”房子的成功案例很多，为什么北京南站不采用呢？中国传统建筑技法中的通风技巧为什么完全看不到？这仅仅是源于客流量测算有误，还是从一开始就忽略了“绿色”、“人文性”的设计呢？这样的作品怎能体现北京奥运精神？如此状况不改观何以对得住公众，何以撑得起“北京十大建筑”的荣誉？

　　获得联合国《世界遗产名录》的遗产项目都有濒临“摘牌”的可能，那么对于获评“北京十大建筑”的项目，在其本质服务功能下降后，为什么不能对其亮出“红牌”？

　　迄今为止，“北京十大建筑”是北京建筑的卓越范本及品牌，但对其使用运营的“后评价”让人们看到不少问题。尽管有些缺陷或许与建筑师无关，但至少能够提醒更多的城市建设管理者，城市地标是城市的一面镜子，其可以因类型而异，但价值标准认知、评估程序等一定要抓紧完善，这离不开建筑评论的“后评价”等跟踪机制。

　　目前，某些人动辄就喜欢用“重建”、“重构”等字眼，果真需要理念重构吗？前人的东西搞清楚了吗？面对国家对创作优秀设计作品的期待，面对一届又一届设计奖项的评选，意在创新的人们或滥用“中国风”提出“新传统”，或追求山寨景观和建筑，这些都体现出设计者对传统文化的有限认知和缺乏敬畏之心。

　　人民大会堂、民族文化宫、中国军事博物馆等之所以能成为20世纪中国建筑遗产之经典，是因为在“后评价”中能够看到设计师对自己、对人生、对国家、对社会、对时代的情怀与不断的追问。

　　批评的本真是对话、批评的品格靠底蕴、批评的希望在创作，建筑界应倡导的批评立场与态度应是公正、客观、冷静、善意。同时，批评权力要克制，不可滥用。

　　好设计的地位与价值不是吹出来的，不是媒体包装出来的，设计者要删除内心的诱惑，始终以建筑的名义开始终其一生的创作。

　　既然我们处在以设计作品书写历史的时代，就应牢记心中之神圣，在创作中遵守戒律，坚守自信与尊严，多一份对历史的关切与凝重。